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"娶不起"困扰农村适婚男青年

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 "娶不起"困扰农村适婚男青年

原标题：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：多措并举，让婚姻回归本质！

一段时间以来，一些农村地区的彩礼数额较高，引发社会关注。

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“遏制农村天价彩礼陋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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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涵养乡风文明，还是完善乡村治理，都需要积极推进对农村天价彩礼的治理。

在一些地区，彩礼数额高达10万余元，有的甚至超过20万元，各种名目也不断翻新。

有的地方，一场婚事的支出相当于一个农村家庭很长一段时间的收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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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价彩礼明显加重了家庭负担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彩礼既有确定婚姻关系的功能，也有表达双方情感的功能。

但高额彩礼可能会使情感表达演变成物质交换，使亲情、爱情让位于讨价还价的金钱利益。

同时，高额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农村一些地方适婚男性的婚姻门槛，甚至可能引发一些矛盾。

近年来，开展乡村移风易俗，让彩礼回归合情合理，日益成为社会共识。

天价彩礼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从文化层面来看，“彩礼越高面子越大”的攀比心理加剧了天价彩礼现象蔓延。

从治理层面来看，有的地方虽认识到天价彩礼的危害性，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在推动工作上没有思路，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引导和务实管用的治理措施。

天价彩礼的治理需要多措并举、久久为功。

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不良风气，让爱情回归本心，让婚姻回归本质。

人民日报谈天价彩礼

当前，需要把政府治理和群众自治有机结合起来，共同推进乡风文明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保证中央推进移风易俗、建设文明乡风的决策部署在农村有效落实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注重村规民约、村民自治章程在治理天价彩礼、反对大操大办、遏制铺张浪费中的重要作用，努力形成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、自我约束、自我净化的良好机制。

唯有如此，才能形成治理天价彩礼的合力，让移风易俗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，让爱情婚姻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，让乡风文明之花盛开在农村广袤大地上。

“彩礼”这件事在如今的中国依然具有普遍性。

谷雨数据发起的《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》显示：有超过七成（73.8%）的婚姻收过彩礼。

山东、河北、广东是调查人群中收彩礼比例最高的三个省，其中山东达到了86.6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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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“彩礼”相关的社会家庭关系、两性权利义务、道德与法律问题，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；围绕“彩礼”的讨论很难休止，更会随社会变迁而延展出新的角度。

诞生于“换”，发展于“礼”

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在其著作《中国通史》有关婚姻的章节中，记述了彩礼于中国社会诞生之初的缘起：“游猎之民，都是喜欢掠夺的，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，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。其后虑遭报复，往往掠夺之后，遗留物件，以为交换。”

如《礼记·月令》《疏》引《世本》说：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。这“俪皮”即成对的鹿皮，是猎人之物。本质上，“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”让彩礼成为某种形式的补偿。

如此看来，彩礼的原初形式可看作是早期经济生活的产物，用以达成两个族系婚姻关系中一种经济上的“平衡”。

在历史的演变中，这种行为逐渐变为一种约定俗成，归入“礼”之行列。“彩礼”亦多了一层“好彩头”的涵义，有对新婚之人的祝福之意。

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：传统的乡土社会是“礼治”的社会。

这一“礼”字是广义的，指“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”，“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，对是合式的意思。”

“彩礼”即被公认为一种带有仪式感的流程，得到了传承，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

在陈忠实的小说《白鹿原》中，人物白灵的彩礼是“五（袋）石麦十捆（棉）花”。

作家阿耐在《大江东去》中描述一场1980年的婚礼：“有一辆手拉车上，竟然有极其稀罕的一台三洋黑白电视机和一台先锋双声道收录机，而上海产的华生牌台式电风扇反而显得不那么露脸。”

“彩礼”何时开始被质疑和诟病？

据记载，历史上不乏借婚姻索财的现象，“婚礼中的聘礼，即系买卖婚的遗迹，古礼称为‘纳徽’”。

为防止不良风气的蔓延，许多朝代都曾明文限制“彩礼”，如唐高宗曾下令“天下嫁女受财，三品以上之家，不得过绢三百匹，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，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，八品以下，不得过五十匹，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。”

没承想，“过了头”的彩礼竟然成了“历史遗留问题”——现代婚姻中，如若只是双方家庭出于礼节和祝福，适当地“走流程”，可能不至于引起太大争议；而动辄“天价”的不合理彩礼，可能才是让众多家庭不堪重负、引发不和谐的重要原因。

天价彩礼之殇

来自谷雨数据的一份2020“中国彩礼礼金地图”上，浙江以18.3万元的平均值，远超全国平均值69095元，在所有地区中高居第一；黑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内蒙古的平均礼金也都超过了10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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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彩礼”早已不是乡村的专属，生活在某省会城市的小杨，2020年10月刚刚与相恋三年的女友结婚。

他和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提前半年就开始为婚事筹备彩礼，不算购买、装修新房的费用，仅聘请婚庆公司、订酒店喜宴、购买首饰衣物、给送亲队伍红包、现金礼金等等杂费，加起来竟有近50万元。

而在三四线城市，以张家口为例，有人算过一笔账，结婚至少需要：一套房价与装修共计64万元左右、80平米的新房，一辆10万元左右的普通代步车，共计2万元、共20桌的中档酒店宴席，4万元左右的首饰、礼服等硬件花费，价值1.5万元左右的蜜月旅游——这样下来，即使没有额外的礼金，也需要91.5万元的“保底”。

学者靳小怡、段朱清在研究中发现：中国城镇化的进程，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乡村的婚姻成本，比如，在城市现代化环境的影响下，农村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，他们会更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，预期的婚后生活标准会有所提高；而在跨户籍婚姻中，农村户籍的青年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，来弥补自己的户籍劣势。

于是，在如今彩礼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，彩礼“支付方”往往不堪重负。

在学者桂华、余练提出的“婚姻市场要价理论”中，女性一方占据了主导地位，彩礼要价越来越高，男性随之越来越被动。

现实生活中，因付不起高额彩礼而“不敢结婚”的适龄男青年大有人在。

对于一些本不富裕的家庭，可能因此将家底和盘托出，甚至“因婚致贫”。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人来说，可能因此失去了养老的资金保障。

目前，“安徽消防”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消息：2021年1月26日，安徽宿州一位母亲声称儿子结婚被骗几十万元彩礼，和亲家多次协商无果，站在高楼顶欲轻生，消防员经过3个多小时才将其救下。

而反过来，女性在收彩礼过程中看似是“收益方”，实际情况真的这么简单吗？部分女性发现，在收了婆家的彩礼后，婚后承担更多家庭事务也变得更加“理所应当”，彩礼变身为一种“买断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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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：索要彩礼一方面是对父母辈的一种“代际剥削”，另一方面，在多子女家庭可能会形成“代内剥削”：父母借“嫁女儿”，将要来的彩礼留给儿子结婚用。

“天价彩礼”之下，也许很难有绝对的受益者。

该不该收彩礼？

收彩礼，到底谁说了算？

在中国传统婚姻的语境中，结婚从来就是关乎两个家庭、甚至是两个大家族的事情；受父母之命，或是因“家族面子”而被迫收受彩礼的新人不在少数。

于是，在综艺节目的辩题中，“独立女性”群体，被当作对“是否该收彩礼”具有话语权的“新晋”主体，引发了人们对于当今社会中婚姻平等话题的讨论。

而事实上，女性的自立和独立，只是两性关系中的一面。

健康、和谐的小家庭，是以双方的互相尊重、互相理解为前提，“平等”与“独立”互为条件。

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“婚姻是自己的事”，并用独立的经济能力、成熟的思考能力，为自己争取“投票权”，也影响着双方父母的认知与决策。

淘宝主播薇娅在自传中写道：丈夫海锋家在婚前原本要给彩礼钱，被拒绝后，双方父母最终用红包的形式来表示祝福，“由着他们按自己的想法来”；最终两人用多年的积蓄，办了一场彼此都很满意的婚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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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“彩礼”其实也早已不是法外之地。

由于彩礼涉及个人和家庭财产、易引起经济纠纷，且可能会引发道德与社会风气问题，我国法律一直以来都有相关条文对其进行约束。

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规定：“禁止包办、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。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。”

在同期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中，也对彩礼返还的请求权予以规定：

“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，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，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：

（一）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；

（二）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；

（三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。

适用前款第二项、第三项的规定，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。”

法学教授罗翔曾在《刑法学讲义》一书中讨论过，“订婚的彩礼合同”是一种与市场秩序无关的“经济合同”，如果是“通过谈恋爱来骗钱，直接定诈骗罪即可”。

道德可以约束行为，法律可以界定权利与义务，但归根结底，一份彩礼并不能保障一生的幸福；互亲互爱的初心、无论坎坷携手陪伴的深情，才是理想婚姻最可靠的基石。